1986年，在天津开发区刚刚起步之时，邓小平曾来到这里参观视察。站在“开发区整体规划图”前，邓小平听取了整体规划情况的介绍后，欣然挥笔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题词。如今，“开发区大有希望”纪念碑已经矗立在天津开发区内逾三十年，这座纪念碑，见证了天津开发区从盐碱荒滩向投资沃土的蝶变。
时光荏苒，转眼间改革开放已经来到了第四十个年头。成立于2015年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天津自贸区在“放管服”改革、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和金融创新等新一轮改革与开放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新试验田和新高地。
今年初，拥有三十多年发展积淀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经过了三年改革与创新历程的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走到了一起”，原中心商务区并入开发区。这意味着，开发区自此拥有了一张改革开放的“新名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自贸区”强大功能后的开发区，又有了一个名字：新泰达。
最新版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要求天津着力强化依托自贸功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探索“自贸区+开发区”协同发展模式，为自贸区创新拓展新空间，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开发区+自贸区
深化改革的“新思路”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也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外向型程度最高、综合投资环境最优的国家级开发区。在商务部国家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连续15年位列全国第一，经济总量和产业基础排名连续17年位列全国第一。
经过30余年快速发展，天津开发区在制造产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聚集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制造企业。目前，天津开发区已形成包括汽车产业、电子产业、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医药健康等在内的五大主导产业，每一项主导产业的背后，都形成了从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到整装研发生产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令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下，开发区也处于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动能换档升级的关键时期。“目前，区内现有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希望运用新技术、新管理模式为企业未来发展注入活力等意愿十分强烈。”开发区智能制造局负责人介绍道。
而这种转型升级，一方面是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业务的转型。比如，从生产制造到设计销售的转型。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瑞华观察，一些企业在进行市场开拓过程中，以及将业务链向售后服务、结算等功能延伸之时，十分需要政策上的支持。
为了做好政务服务，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天津开发区在制度创新上已经早早地行动了起来。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政务服务改革。
2015年，在全国开发区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彼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认识到，放管服背景下的行政审批改革，就是要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创新创业，打造新型营商环境。在政务服务领域，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是服务提供商与客户的关系。
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务服务的改革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庞杂、变量繁多、持续累进的工程。在政务服务领域，变革是大势，却无处不被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现行法规和行政习惯。
与自贸区合并之后，开发区可以方便地应用自贸区的政策，也为企业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此外，拥有了自贸试验区以后，开发区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营造高水平国际营商环境这等方面，实际上有了更多的点去创新、去突破。
“开发区有强大的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基础，自贸区有很好的制度创新的优势。自贸区加开发区的格局，为传统的实体经济发达的开发区，赋予了制度创新的红利，让两区整合的正向效应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郑伟铭介绍到。
产城融合：
自贸开放的“新空间”
一直以来，天津都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而以开放促改革、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任务。
根据《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要求，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探索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路径、新模式，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
自贸试验，是一场“国家试验”。而这场有关扩大开放、探索推进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的国家试验任务，需要良好经济基础的区域作为试验田来承载。具体到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在对外开放方面，这里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合并以后，自贸试验区未来可以通过开发区多年积淀下的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加强与国外要素市场的对接与联系。比如，在外贸方面，原开发区一家就占到了天津整体出口的将近一半。在这里，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贸易便利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两区合并，将更有助于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促进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
据了解，开发区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正大力发展港口经济，通过做大做强大宗商品贸易、高端航运服务、现代物流等产业，积极对接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努力打造港口经济的高端配套服务产业聚集区。
除了进出口贸易，孵化和制造业则是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特色跟基础。在这里，汇集了众多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过去三十多年间，从早期的摩托罗拉、康师傅，再到三星、大众，伴随着世界级企业的到来，天津开发区的外资项目能级不断扩大。
截至2017年底，在《财富》500强跨国公司中，已经有117家在天津开发区投资了390个项目。截至目前，天津开发区累计引进外资项目5613个，实际使用外资564亿美元，其中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415个。
据了解，在探索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方面，开发区应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放宽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支持猎聘网成为天津市第一家拿到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外资互联网企业，并办理了全国首张中外合资企业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开发区+自贸区”合并后，也将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更强大的动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和鲜明特色。融合后的开发区，通过制度创新与要素的对接和流动，也将为京津冀产业转移协同、贸易便利化协同、创新驱动发展协同带来便利，为雄安新区对接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提供平台和通道。通过与世界各国物流、信息、贸易等方面的联系，将开发区打造成服务整个京津冀地区企业走出去的平台。
产融结合：
开发区发展的“新动力”
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则是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的重点发展任务。而创新，是泰达与生俱来的基因。目前，天津开发区在促进新经济发展上不断加码，独角兽企业纷至沓来。滴滴出行、途家网、爱奇艺、人人友信、货车帮等“独角兽”相继花落开发区。
不管是新经济业态的发展，还是中小型企业的成长，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的推动下，天津开发区内的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融合，实现了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无缝对接，为各种业态的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为了满足各类企业的融资需求，在传统信贷之外，开发区推动创业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境内外上市融资补助、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等六种融资模式在区内发展，促进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服务局副局长诸葛再旺介绍，以商业保理融资为例，贸易类企业以及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此项业务，实现快速回笼资金。“在这一融资领域，开发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说。
自贸区的到来，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政策动力、体制机制的活力和环境的合力。“金改30条”、“负面清单”等打破了传统的政策框架，与此同时很多审批权限进行了下放，并从顶层设计上来规划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开发区还结合区域未来发展的重点金融领域，以“行业化、专业化、服务化”为总体原则，专门成立了央企服务团队、基金服务团队、金融科技服务团队、跨境投融资服务团队、供应链金融服务团队、持牌金融机构团队等10个专业性金融服务团队，在机构设立、业务创新、资源对接等领域加大服务力度，形成完整的服务闭环。
目前，依托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政策优势，开发区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思路，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案例。例如，长久集团创新金融工具，打造整体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形成长久模式；海河产业基金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计划用200亿的财政资金，撬动超过5000亿的社会资本，通过设立募基金群的方式，支持天津产业发展等。
截至目前，开发区已与近80家中央企业建立业务对接，其中70余家央企在区内设立了超过300家金融及类金融企业，注册资本金超过2500亿元。
下一步，开发区将着力聚集央企金融板块、法人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持牌类金融主体及引导型金融主体，重点发展产融结合、大资管、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提升跨境投融资服务平台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体系建设。
“改革之路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改革永远在路上，”郑伟铭感慨道：“正是由于改革，才造就了现在的开发区，正是由于开放，才促进了现在的开发区发展。所以，泰达会在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