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网】【改革开放天津纪事】这个论断帮助天津的科技走上“快车道”！

北方网2018年11月18日报道：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天津北方网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见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就在这一论断提出前后，我国科技发展正在逐步推进、快速提升：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科技体制；1986年和1988年，著名的“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相继开始实施；1992年，天津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兴市”……天津的科技成果转化，也因此走上了“快车道”。

那些年，“天津黄瓜育种”声名远播

80年代末的天津，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局面全面铺开。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引，天津的各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其中，天津黄瓜研究所，无疑是那个时代创造硕果的地方。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黄瓜王”的故事，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依然耳熟能详。

从事黄瓜育种工作近40年，2014年从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原天津黄瓜研究所）退休的李加旺，回想起30年前自己大学毕业刚到黄瓜研究所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不夸张地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天津的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只要一听到乘客提‘黄瓜研究所’，就知道是外地人过来买咱们的种子，轻车熟路地就把他们拉来，那时候的研究所，真是家喻户晓。”

1985年，李加旺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被分配到天津科润黄瓜所的前身——天津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黄瓜抗病育种课题组，从事黄瓜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及抗病遗传育种工作。

李加旺与吕淑珍在黄瓜基地检查新品种

也是这一年，黄瓜研究所成立，创始人侯锋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创建的黄瓜研究所及其育、繁、推产业化工程体系，为农业科研单位成果转化积累了经验，被原国家科委命名为“黄瓜新品种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作为黄瓜育种带头人，侯锋被菜农亲切地称为“黄瓜王”。

参与当年工作的李加旺说，其实黄瓜育种的研究，侯锋和他爱人吕淑珍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黄瓜研究所加快实施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更多地与市场对接。

当时，天津黄瓜育种的名气非常大。许多前来购买种子的农民或者企业，经常会遇到一些技术问题，黄瓜研究所一方面编制更为详尽的使用手册，一方面派骨干技术人员，赶赴祖国各地需要指导的田间地头。海南、西藏、云南、河南……李加旺和同事们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为黄瓜育种事业挥洒着青春。

李加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黄瓜所副所长吕淑珍（侯锋院士的爱人，著名黄瓜育种专家）对他说过的“你要多走路，在地里勤转转，多看看，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受累，必然有收获”。

李加旺对吕淑珍的这句话铭记在心，一直身体力行，并受益匪浅。面对数百份各色各样的种质资源，他注意观察每一行、每一株幼小的种苗，细心记录它们的变化与差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各种各样的黄瓜资源中观察筛选出一批优秀的黄瓜育种材料，为黄瓜所抗病、抗逆育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直到现在，他仍和年轻人一样工作在科研的最前线，50多亩的试验田，李加旺每天都要转上几遍。他觉得，只有亲自去地里看一看，心里才能踏实。

李加旺在黄瓜基地

这些努力，换来的是黄瓜研究所自1985年改制后就不再用国家负担工资支出，到了1988年，研究所的成果更是实现了大突破。李加旺认为，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引，不但让他们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还帮助他们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李加旺说：“到1989年，我们黄瓜研究所开发并列入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的‘津杂2号黄瓜新品种’已经推广到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产值1.38亿元。”

“小特区”缘何能吸引世界级大企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引，为当时致力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各领域精英人才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让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大战略下的激流涌动，为时代划出了一道鲜艳的彩虹。

也是在1988年，有一个人，就是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文简称开发区）赢得了国际巨头的青睐，为当时还处在开发建设阶段的开发区招来了“金凤凰”。

这个人，叫叶迪生。他与摩托罗拉之间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

叶迪生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时间回溯到1986年8月，邓小平来天津视察时接见了时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经理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并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是对开发区拓荒者前所未有的激励。

1987年夏天，叶迪生与13位科学家因突出贡献，在北戴河再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叶迪生直到现在都在说：“当时和我一起去北戴河的，除了我之外，都是院士。但国家并没有因为我是一个‘草根’而忽视我，还给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励。”邓小平和叶迪生握手的照片被收录进了《邓小平》大型画册中，叶迪生如珍宝般保留至今。

就在从北戴河回到天津的第二天，叶迪生就接到了电子工业部的电话：“有个大企业，要在中国独资建厂，你那个‘小特区’，愿不愿意试一试？”

叶迪生说：“什么企业，一定要独资？”

工业部负责人说：“摩托罗拉。”

叶迪生听到“摩托罗拉”四个字，脱口而出“愿意！”

放下电话，叶迪生却犯了难。当时的开发区，还是一片盐碱滩，甚至连个像样的宾馆都没有。外宾来了，住在哪里，带他们去看什么？他们看到这样的开发区，会投资吗？要拿什么去说服他们？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叶迪生的脑海里浮现。

“当时我们引进企业，一般规模在200万到300万左右，但是如果能引进像摩托罗拉这样的企业，那至少要1亿美金以上。这对于当时的开发区来说，会是多么大的助力？这个机会，绝不能放弃。”叶迪生回忆道。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派人考察开发区的投资环境。考察之后，对方对这样的投资环境难以接受，但是他们同时发现，这个开发区的负责人对于摩托罗拉非常了解，这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的，因此，他们对叶迪生印象深刻。

叶迪生

1988年，叶迪生应邀前往摩托罗拉公司美国总部，并见到了总部高层。因为多年来对通信技术的研究以及对摩托罗拉的了解，使得美国摩托罗拉总部高层对这位中国天津来的叶迪生非常满意，而叶迪生也用自己的专业和真诚，让他们相信摩托罗拉来天津发展，会有着良好的前景。一来二去，双方的往来开始频繁。而最后让摩托罗拉下定决心的，还是天津市政府为他们吃下的定心丸。

或许，当年其他几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要比天津成熟，但是摩托罗拉对于那些城市来说，只是招来的众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但对于天津开发区而言，对于叶迪生而言，摩托罗拉才是真正的“摩托罗拉”，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最终，天津开发区从多个城市中胜出，双方开始进入正式谈判。

据《档案春秋》记载，“1992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终于解除了对外商独资企业的禁令。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摩托罗拉以1.2亿美元完成了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投资注册手续，成为成功进入中国的第一家独资的、以高科技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此后，摩托罗拉一再增资至30亿美元，2005至2006年，其年营业额曾达到100亿美元，利润近100亿元人民币。天津开发区因拥有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移动通讯生产基地，年产手机多达1亿部。 ”

后记

从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的提出，到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再到1992年天津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兴市”，天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跟踪和发展高新技术、加强基础研究三个层次上，结合天津市的优势和实际情况，让科技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充分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天津市让科技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服务，使科技发展面向未来，为在21世纪初天津市经济发展和科技振兴打下了基础。（津云新闻记者 柴莹）